初安弑杀

驭风

前几天考普测，其中有一道即兴评述的话题叫做“我最喜欢的节日”。我扒在床上构 思，第一个想起来的词语就是“春节”。
我现在最喜欢的节日是春节，而在小的时候呀我并不喜欢它。
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和陌生人打交道的人，看见生人会有莫名其妙的紧张和距离感。而在我小的时候，过年意味着会有不同的人进进出出我们家，用沾满泥土的鞋踩脏我家的地板；意味着家里面会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意味着会有或高或低或舒缓或激烈的说话声充斥着我的耳鼓；更意味着我要在听到敲门声的那一刻起就关上房门躲起来，心甘情愿的把自己软禁起来。
更小一点的时候，过年意味着寒冷和孤单。那个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住在12平米的小房子里，根本没有外人落脚的地方。年三十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坐在卡车的后备箱里，妈妈爸爸把我抱在怀里，可是冷风还是刺骨地吹着，没有地方可躲。我们就这么顶着寒风，一路颠簸到乡下的老家。坐在乡下的土坯房子里，吃着最简单的年饭。初二我们又以同样的方式回到城里的姥姥家。而年跟前和年后的几天里，爸爸妈妈则会四处奔波着给人拜年。我至今还记得爸爸扛着从老家带来的面粉，沉重的麻袋压弯了他的背，他站在门口向着坐在屋里的小小的我说：“乖乖在家，爸爸妈妈要晚些回来，你早点睡觉。”其实在这样孤单冰冷的房子里，我又怎么能睡的着呢？
每次我想起来爸爸妈妈的种种辛苦，眼睛都湿湿的。
我多么渴望能有一个合家团圆的温暖的年。小时候的我不喜欢过年，即使过年有新衣服可穿，有压岁钱可拿，可是新衣服总会穿旧，压岁钱也注定要上交。
幸福总是来得悄无声息，在不知不觉中，我似乎已经度过了好几个温暖的年了。
除夕夜我们一家三口会煮一锅饺子，然后坐在电视机前看春节联欢晚会，在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爸爸会去凉台放一柱鞭炮。不管电视节目是否好看，饺子是否可口，三口人能坐在一起其乐融融，就是最美好的。
所以说我喜欢过年，我喜欢春节，即使窗外冰天雪地，人心是暖的，总会让人觉得满满的的都是爱。

驭风

  程清站在水槽前，将小芒果紧贴果核两侧切开，用陶瓷刀在切下的果实上整齐的划井字格，然后盛盘放到茶几上：“你这几天哪里不对劲，是不是又有家属医闹了？”说完她漫不经心地冲洗干净陶瓷刀，坐在我旁边。
我默不作声，假装没听见，她也不再追问，埋头吃她的芒果。十几年的婚姻生活培养出了我们“你问了我权当放屁”和“你不说我也懒得管你”的默契，自从把儿子送去国外读中学后，我俩就过着和谐又乏善可陈的生活。
我自顾自艰难又迟钝地摇摇头，嘴角想牵扯出一丝笑，可终究还是失败了。这几天我很忙，忙着工作，忙着搜索，搜索的关键词叫做“zombie”。我遍阅了有关于此的小说和美剧故事梗概，总结出了一系列对付僵尸爆发的策略，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抢先逃离大型城市。可与此同时我也在纠结，如果我就这么溜走，而疫情最终得到控制，那我将永远失去这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科室里这几天忙成一锅粥，感染人群成指数增长，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没有人可以请到假，要离开必然是临阵脱逃。从两天前上级押送第一例病人入院起，我就一直处于左右摇摆的状态，一边摇摆一边规划逃跑路线，储备应急物资，制作得心应手的武器。

早起的北京市民像往常一样，一无所知的忙碌着。这两天我已经放弃乘坐地铁，强烈的忧虑和灾难感令我担惊受怕杯弓蛇影，因为我知道，拥挤的人群中只要有一人变异，所有人都难于幸免。另一个原因是，我已随身携带一把匕首准备应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格斗，这样的我是过不了安检的，除非我丢掉匕首。
这是收治病人起的第三天，刚刚踏进住院部大楼我便听到一阵喧闹声，不知名的其他科室的医务人员或抱着帮忙的心态、或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向我所熟悉的三楼聚拢。而我则远远站在一楼大厅，紧张地听着楼上的打闹声。打闹声从细微变成庞杂，这一过程大约只用了两分钟，突然三楼传来凄厉且失控的惨叫声，听得出那属于我的实习学生小张。我不由自主的随着惨叫声跳了起来，心脏像要抢先逃离我笨拙的驱壳般疯狂向外冒，双腿拖在思维的后面疲软但是卖力地转身奔跑。穿过人群跑出医院大门，我急忙打电话给分管院长，七零八落地向他转告了情况，并且叮嘱他立刻要求保卫处紧锁住院部所有门窗，封闭所有孔道和缝隙，如果来不及就立刻封锁医院。不等他回应我就匆匆挂断电话，转打给媳妇儿，我说程清你哪儿也别跑，带上书桌上那本地图和储藏间那两只箱子，对，一只紫色一只黑色的，开着车在小区门口等我，立刻马上，要快，其他的废物不要拿了，穿运动鞋运动装别穿高跟鞋和裙子。
单位离家只有两站路，而我觉得此刻跑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漫长艰难。到了小区门口并没有见到程清的影子，她显然并不晓得事情的严重性。我无奈地奔上楼，开门看见程清悠悠地拎出两个垃圾袋递到我手上：“你把垃圾带下去。干嘛去啊这么急？”我愤怒的摔掉垃圾袋，提起两个大箱子，用身体把程清从屋里挤出来，后脚一蹬重重关上门。程清显然被我的气势吓到了，再也不说话，乖乖跟我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