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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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统治者社会阶级的区别
河内司马氏：地方豪族、儒家
谯县曹氏：   寒族、非儒家
《晋书》一《宣帝纪》载河内司马氏自东汉司马钧以来，世代为将军、守、尹。司马懿为司马防的第二个儿子，信仰儒教。
魏统治阶级的社会阶层与晋不同。曹氏出身于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的崇尚与政策即由其阶级出身决定。（如崇尚节俭、重才不重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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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的夺权斗争
原因一：司马懿坚忍阴毒，远非同时期儒家迂缓无能之士可比。
          《晋书》一《宣帝纪》载：“帝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原因二：司马氏父子得到了豪族强氏的支持。
           《襄阳记》载：“.......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
原因三：一些寒族出身的官吏，本属曹氏一党，后来却改变政治立场，占到了司马氏一边。（如贾逵之子贾充，陈矫之子陈骞皆倒向司马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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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政治社会的特征
西晋是儒家豪族的政权，标榜名教。豪族与儒门是同义词，因此选举变成“门选”。门选起着巩固豪族统治的作用。
钱（货币）是财富的标志。西晋统治者多贪鄙爱钱。（如王戎、和峤）
“朱衣当途之士”做官的目的便是“为身择利”，使西晋的政治和社会风气败坏到了极点。（按：孟子所言“上下交征利”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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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论吴、蜀
蜀汉政权与曹魏施政之道正复相同。蜀汉境内无强宗大族。
孙吴政权则由江东地区强宗大族拥戴，政治社会的势力完全操纵在地方豪族之手，与西晋有类似之处。
刘备不是宗室而是寒族中的人物。（贩履织席，不乐读书）
诸葛亮治益州“刑法峻急”，与曹操法术为治相似。
孙吴之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
江东有文化的名家顾、陆、朱、张等和孙氏结合，便形成孙吴政权。
孙吴“纪纲驰紊，吞舟多漏，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与西晋施政之道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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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州郡领兵到罢州郡兵
州郡领兵与罢兵，在魏末晋初，与封建制度实施与否，关系密切。魏末晋初之所以实行州郡领兵，是因为五等之制未复。后来，晋武帝分封诸王，州郡领兵的制度便失去了依据。
孙吴平定之后，晋武帝以为天下一统，诸州无事，于是罢州郡领兵，以示天下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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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诸王
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分封诸王，新制封国实际只有王、公、侯三等。新制所封主要是同姓王，异姓只能封郡公、郡侯。
新制之以郡为国与东汉郡国制下的“国”并无区别，但新制规定了王、公、侯国的领兵制度。以王国而论，大国兵五千人，次国兵三千人，小国也有一千五百人。
自分封制实行、州郡兵罢除后，地方上，只有封国有军队，而州郡只有武吏。州郡由皇帝控制，封国属于诸王。“八王之乱”之所以乱到西晋灭亡，就是因为皇帝控制的州郡无武备，而封国则有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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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误国
清谈的兴起，大抵由于东汉末年党锢诸名士遭到政治暴力的摧残与压迫，一变其具体评议朝廷人物任用的当否，即所谓清议，而为抽象玄理的讨论。启自郭泰，成于阮籍。他们都是避祸远嫌，消极不与当局合作的人物。
郭泰为党人之一，不具体评议朝中人物，而只是抽象研讨人伦识鉴的理论，故清谈之风实由郭泰启之。


郭泰（开启）  → 魏末西晋（清谈前期） →表明态度
                                                          →辩护自身立场
                     →东晋一朝 （清谈后期） →玄言
                                                          →名士身份的装饰
前期清谈与清谈者本人生活密切相关，亦即当日政治党系的表现。其中有“四本论”和“竹林七贤”两大问题。
《四本论》（钟会撰）→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
                                →傅嘏、钟会论同合，王广、李丰论离异。
                                →傅、钟为司马党，王、李为曹党。
曹操求才三令讲的实际就是才性异、才性离的问题。三令为曹魏皇室大政方针之宣言，与之同者即是曹党，反之即是与曹氏为敌的党派。
“竹林七贤”  → 先有“七贤”而后有“竹林”。
                 → 西晋末年，僧徒比附内典、外书的“格义”风气盛行；东晋之初，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
                 → “竹林之游”为东晋好事者所捏造，“竹林”并无其处。
                 → “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领袖，向秀、刘伶次之，王戎、阮咸为附属。
名教或以名为教，依魏晋人的解释，即以官长君臣之义为教。这是入世求仕的人所宜奉行的东西。主张遵循名教，入世求仕，与主张崇尚自然，避世不仕，适相违反。
嵇康 → 政治上：积极反抗司马氏；
           思想上：主张自然的最激烈的领袖。
向秀 → 改节失图，弃老庄之自然，行周孔之名教。
阮籍 → 以消极的态度，虚与司马氏委蛇，遂得苟全性命。
刘伶 → 有托而逃，藉此表示不与司马氏合作。与阮籍的苟全性命，同为老庄自然之旨。
阮咸 → “尚道弃事”“纵情越礼”，也是主张自然之道的人物。
自然之旨既在养生遂性，则阮籍的苟全性命，仍是自然而非名教。而他言必玄远，不评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则不独用此以免杀身之祸，并且将东汉末年党锢名士具体指斥政治，表示天下是非的言论，一变而为完全抽象玄理的研究，遂开西晋以降清谈的风派。然则，所谓清谈，实始于郭泰，成于阮籍。
山涛 → 司马氏姻亲
                            → 早年崇尚自然，栖隐不仕；后忽变节，位至宰执。
王戎 → 司马氏党羽
山涛、王戎站到司马氏一边，致身通显后，势必不能不利用一已有的旧说或发明一种新说，以辩护其立场。遂有名教与自然相同的说法，此说意谓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自然为名教之本。自然与名教相同之说之所以成为清谈的核心，原有其政治上的实际功用。
清谈误国，只因在朝廷执政而负有最大责任的达官，崇尚虚无。口谈玄远，不屑综理世务之故。
“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世说新语.轻诋类》
“夷甫将为石勒所杀，谓人曰：‘吾等若不祖尚虚无，不止于此。’” ——《晋阳秋》
清谈误国是西晋灭亡的原因之一。那时候的西晋官场是一面侈谈名教与自然“将无同”，一面穷极奢侈享受，名士与高官合为一体，而变乱就在这种风气中孕育。此风不到西晋最后灭亡，不能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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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东风 发表于 2019-12-26 23:47
陈寅恪的名气更大些，所以其考证是否更可信之

抽丝剥茧，究本溯源，良可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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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末年的天师道活动
☆赵王伦废立
西晋八王之乱的中心人物为赵王司马伦。赵王伦的谋主为孙秀，大将军为张林。此三人都是天师道（五斗米道）中人。
“伦、秀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秀使牙门赵奉诈为宣帝神语，命伦早入西宫。又言宣帝于此北芒为赵王佐助，于是别立宣帝庙于芒山，谓谋逆可成。”——《晋书.赵王伦传》
“孙恩、字灵秀，琅琊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晋书.孙恩传》
《赵王伦传》谓孙秀与赵王伦“并惑巫鬼，听妖邪之说”；且谓孙秀“家日为淫祀，作厌胜之文”，已可证其为天师道信徒。《孙恩传》又说孙恩为孙秀之族，“世奉五斗米道”，以此推之，孙秀自当与孙恩同奉一教。
史书载，赵王伦始封琅琊，又曾之国，则感受琅琊天师道环境风习的传染，自不足异。孙秀为琅琊土著，他信奉天师道是由于地域关系，自不待言。
然则，可知赵王伦废惠帝而自立，与天师道的传播，渐染及于皇族，关系十分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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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莱刘伯根、王弥起兵
刘伯根被称为“妖贼”，起兵于东莱之㡉县。王弥为东莱人。东莱属于东方滨海地区,为天师道传播之地。然则二人起兵，又是西晋末年天师道徒的一次变乱。
《晋书·王弥传》：刘伯根，“妖贼”，起于东莱；王弥，东莱人，起兵应之；王弥有党曰刘灵，天师道信徒（钟嵘《诗品》，记谢灵运得名“灵”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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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昌、李特起兵
《晋书·张昌传》：“张昌，义阳蛮；刘尼，山都县吏；以绛科头，撍之以毛。”《三国志·吴志·孙策传》裴注引《江表传》： “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常著绛帕头……读邪俗道书……今此子已在鬼箓，即摧斩之。”
→南阳本有天师道徒活动；义阳、山都，汉南阳郡分出。
→常著绛帕头，天师道信徒标识；张昌刘尼，以绛科头。结论：张昌起兵，也是西晋末年天师道徒的一次变乱。

《晋书·李特载记》：“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多归之（李虎、慕、特）。”
→天师道世家。
→范长生，天师道信徒。
由此可见，李特起兵也是天师道信徒的一次起兵。由此次起兵建立起来的成国，可以说是由流人中天师道信徒李氏与益州本地天师道信徒范氏共同建立起来的政权。范长生以成国的国师身份，传布天师道，人多事之，则天师道也可以说是成国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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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戎问题
《晋书》九七《北狄传.匈奴传》略云：“郭钦上疏曰：‘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
郭钦三问题：→ 一、魏初人寡，所以西北诸郡皆为戎居。
                   → 二、宜及平吴之威，出北地、西河等郡之戎。
                   → 三、募取死囚徒，迁徙三河三魏现有士家充实北地、西河等郡。
郭钦讲的第一个问题，即戎狄的内徙问题，自汉已然。这是有政策的、天灾的、战争的原因。第二个问题，魏末邓艾已经做过。
《三国志.魏志.邓艾传》：“（艾）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尻之路。大将军司马景王（司马师）新辅政，多纳用焉。”
邓艾可以说是第一个建议徙戎的人。
郭钦说的第三个问题，曹魏也是做过的。
《三国志.魏志.辛毗传》：“（文）帝欲徙冀州士家（《通鉴》作“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
郭钦的意见，有历史作根据。他虽不是第一个提出迁出戎狄建议的人，但徙戎问题到郭钦，即到武帝平吴之初，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主张徙戎的人也多了起来，如傅玄和《徙戎论》的作者江统均主张徙出戎狄。然而戎狄的内迁，到晋武帝称帝之时还在继续。这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或者说是一种历史的趋势，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把戎狄迁出去，几乎无此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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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胡种族问题
☆五胡次序
《晋书》一一〇《苻坚载记下》云：“（姚）苌求传国玺于坚曰：‘苌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
《资治通鉴》一〇六晋孝武帝太元十年八月条“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句胡注云：
“胡、羯、鲜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
就建国先后而言，是一胡（匈奴）、二羯、三鲜卑、四氐、五羌。这五种胡人，在《晋书》一〇三《刘曜载记》中曾提及。
“（刘曜）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于己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刘曜之时，还无“五胡”的名称。“五胡”最早出自苻坚之口，“次序”也是苻坚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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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羯族
羯族乃匈奴的别部，有“深目”“高鼻”“多须”的种族特征，实为月氏人。


☆氐族
氐族自成为一个种族，与西南夷族南诏之先六诏，同出一源。


☆鲜卑
鲜卑在东汉檀石槐之时，有东、中、西三部。
东部：→ 宇文氏
         → 慕容氏——阿柴虏吐谷浑
西部：→ 拓跋氏 → 河西鲜卑秃发氏
                        → 陇西鲜卑乞伏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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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族的汉化及胡汉分治
☆胡族的汉化
在文化方面，胡族的上层文化水平都很高。
匈奴的刘渊（元海）、刘和、刘宣、刘聪都很好学，喜读经史。
“（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
“刘宣好学修絜，师事乐安孙炎。”
“（刘聪）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羯族的石勒、石弘汉化水平较匈奴要低一些，但羯族上层也正在接受汉化。

鲜卑慕容氏的慕容皝、慕容儁、慕容宝、慕容德都能博览群书，有很高的汉化水平。

氐族的符融、符朗、符登之汉化于史书皆有记载。氐人不仅学儒，而且学玄，有的经济大志，有的风流迈于一时，汉化水平之高，在五胡中，鲜有能比。前秦政策较之前燕又有发展，这与氐人汉化水平之高有密切的关系。

羌族代表为姚襄、姚兴、姚泓。羌人上层汉化水平可与氐人符氏相伯仲。

胡族的汉化不仅表现在文化上，而且表现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生活上。

天然秀

我想假装爱学习，可是看着这些，装都装不出来......

风尘妖刀

天然秀 发表于 2020-1-1 16:47
我想假装爱学习，可是看着这些，装都装不出来......

我仰慕陈大师，所以做了读书笔记

天然秀

风尘妖刀 发表于 2020-1-1 20:43
我仰慕陈大师，所以做了读书笔记

......这话有一丝缥缈的影射意味....

风尘妖刀

天然秀 发表于 2020-1-1 21:12
......这话有一丝缥缈的影射意味....

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否认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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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分治
胡汉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胡族的汉化先后不同，一个胡族即使汉化程度很深，也很难完全消除与汉人之间的隔阂，消除华夷或夷夏之防。
“值中原丧乱，（谌）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晋书.卢谌传》
慕容、鲜卑汉化较早，中州冠冕如高瞻，犹“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可见华夷界限消除之难。至于胡族统治者对待汉人，要看到他们虽然也用一些汉士大夫做官，但夷夏之防严重存在，特别是一些汉化较晚的国家，防范尤严。这集中表现在实行胡汉分治上。胡汉分治这一历史现象最早出现于匈奴族建立的汉国（前赵）。
“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余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晋书.刘聪载记》
“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己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晋书.刘曜载记》
刘聪、刘曜皆兼单于、皇帝于一身。胡与汉，部落与编户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分开治理。胡族部落系统用于打仗，汉族编户系统用于耕织。这就叫胡汉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