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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萨蛮
林窗远眺心岑寂,晚来天幕凝幽碧。
归燕一双飞,片云依落晖。
流年容易去,肯为青春住?
何处问乡关,西南山又山。
辛弃疾则云:“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在儒家传统中长大的文人,个体的担当总与国家命运牵扯在一起,国破家亡,个体则沉郁悲痛,历史的悖论式的境遇却使那些自觉担当的诗人们在国家的废墟里钻出脑袋深深的透一口张扬个体价值的沉郁之气——个体的价值在国家邦分崩离析下却得到了民族的认可和国家的确认,于是乎国家啊、民族啊、存亡啊就成了诗人个体的全部,至少是书写的全部,此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在和平祥和的年代里,文人们无家可诉,无国可伤,无外族可恨。个体发达的,则一纵身就趣味啊、意境啊、佛道啊,似乎就真没什么可探索了一般。个体不发达的,除了趣味,意境和佛道也自然是他们的去处。到了现代社会那种传统的依赖于国家和民族话语传统思想却依然存留在众多文人们的心怀中,总以为担当的这些国家民族的宏大主体。一旦国家和民族根本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援了——不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吗,不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那些赖于民族国家宏大精神的作家们,诗人们就找不着南北了。宏大的国家民族背景如此“和谐”,传统的家国情绪逐渐被生活的琐碎,个体生存烦恼所代替。在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形态里找不到自己的安身之处(一般的读书人到倒还可以打着“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幌子去考公务员),那么在针对个体性较强的佛道总可以找到自己的避身之所吧?工作难找、爱情无望、世俗的压力倍增,金钱权力社会物欲横流。没有了辛弃疾式的沉郁,没有了苏轼式的豪迈,没有了陆游的悲痛,没有李白的潇洒自如。即便佛家的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宗教到了世俗当中都被异化成拜物教(求钱求财求平安)。道家的精神资源更是在物欲化的年代被消解的无影无踪,外在的修养方式即便内化成内在的精神追求,其在浮躁的总体心理背景下是否可以消除浮躁的心理甚或提供精神的家园实在值得怀疑。没有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和价值诉求,摇摆于现代与传统中间,是不可能在这个世俗的社会里找到皈依的。难怪“何处问乡关,西南山又山”。然而强大的内在的精神坚守又到哪里去寻求呢?当然这与个体对传统的理解有关,与个体在现实的处境有观,与个体的性情乃至个体的思想积淀有关。摇摆之间,自我的“变”似乎是唯一的真理,今天的想法和明天的想法随时都可能不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是自我内心的柔弱还是外在环境强大使得传统安托不了自己的灵魂么?历史中比这更破碎的年代(国破家亡)里都有那么多人在佛道的传统里安身,反而在现今国不破家不亡的年代里到没有多少人来寻求传统的庇护了(甚至这样的寻求有点可笑)。物欲横流的价值观把传统的文化价值腐蚀的遍地庸俗,或者改造成了服务于权势和金钱的实用哲学(譬如诸如孙子兵法的商业哲学,道家的精神哲学转入圆滑玲珑的处世哲学),这样当然难寻得一片清净之地,于是退回来感叹老狼式的“流年容易去,肯为青春住?”到了青春,就又回到了个体,从国家啊、民族啊、担当啊、责任啊、天下啊转了一圈又回到个体的青春感慨了。生命的重量就在那些宏大的诸如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法人”和卑微的诸如自我烦恼的生存“自然人”之间不断地转换,不断在彼此之间放逐与被放逐。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作家们诗人们走不出的困惑,无法从个体性的生活烦恼转入到人类整体性与个体性共有的生存之思。无法在形而下的琐碎和苦闷当中沉思形而上的,那混混的存在之想。传统的审美和思想既然承载不了现实的关怀,也无法提供个人的精神乡土,反而在现实的夹缝当中倍加困苦,于是当传统的期待不得而落空的时候,诗歌的存在价值就转退成自我的个体抒发。自我的书写总可以吧?我手写我口总可以吧?发发牢骚总可以吧?自我欣赏自恋总可以吧?至于别人怎么想,别人怎么看,至于什么家国、天下,那就免了吧——这就是诗歌存在的唯一价值。这就是诗歌的家园与现实世界的分裂,精神与现实的分裂,个体与世界的分裂。这是退而其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境况。“文以载道”在五四被批判的毫无任何价值的余地了,无法载家国和民族的意识形态的道,五四载的却是反对主流统治阶级的道,取而代之的不过是另一套国家和民族的道而已——尽管这种道在时下已经成为虚假的价值体系无法为个人提供诸如早期的激情和价值依托。现在真的不知道载什么了,连个体的价值依托都无法承载(个体的价值都在不断变化中)载什么好呢?文学从道的内容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诗歌除了审美,除了意境,除了“临窗岑寂”见到的“凝幽碧”,真的不知道承载什么好了。陈寅恪在当时还在恪守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诗里透露的仍然是真正的精神执着。而现代人的苦恼,已经不再也无法去恪守什么民族和个体精神的议题。即使像本作者的所恪守那些东西的一样,也只是那些当下时事诸如台海关系之类的主题,才会让人重温久违的国家情怀。那些诸如对过去人物的怀恋和对历史忆旧,都不过是个人的兴发而已。脱离了与诗歌适应的时代背景,诗歌本身的意义却难以凸显出来,倒显得不伦不类,迂腐不堪一般。不像辛弃疾、陆游,诗歌乃是在当时背景下的参与现实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来说去,诗歌就仅仅(是仅仅,而不是“既是……又是”)作为个人的表达而已。提供不了什么精神曲度,也提供不了什么价值依托(诗人自己都是困惑的,甚至拒绝这些价值的入侵,还提供什么呢,所谓“躲避崇高”,停留在语言的趣味上就够了),更无法表达(不是提供)自我的精神探索——大多数坚持的,不是“探索”,不是“追求”,乃是“浸淫”,乃是“陶醉”,甚至连传统文化里这种最基本的功用也遭致了世俗功利的侵蚀而无法完全。这就是诗歌的困境,乃至是整个文学的困境。所以,就这首诗里,让我想到的,除了诗歌本身外,还有更多议语不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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