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云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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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文心雕龙
作者：（南朝梁）刘勰 著　（清）黄叔琳 注　（清）纪昀 评　戚良德 辑校　李详 补注　刘咸炘 阐说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11-01
ISBN：9787532578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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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飞飞

  前言
戚良德
南朝梁刘勰著《文心雕龙》五十篇（章），分为上、下篇（卷），近四万言[1]，为中国文论的元典之作。然自问世而至清代，《文心雕龙》的注释本却颇为稀少，直到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现，刘勰之书方得一较为完备的校注本，由是黄注本流行百余年。本书集清代黄叔琳对《文心雕龙》的辑注以及纪昀的评语、近代李详对黄注的补正以及著名国学大师刘咸炘对《文心雕龙》的阐说于一炉，并以新校《文心雕龙》原文为底本，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文心雕龙》的独特文本。
一
《文心雕龙》最早的注本，当为《宋史·艺文志》所载“辛处信注《文心雕龙》十卷”[2]，然其书不传。明代有梅庆生《文心雕龙音注》、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等，然前者“粗具梗概，多所未备”[3]，或被认为“取小遗大，琐琐不备”[4]，后者亦不过“稍稍加详”[5]。清代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虽仍以梅氏“音注”和王氏“训故”为基础，但其规模却大了很多，可以说相对已较为完备。正如《四库全书》在其书卷首“提要”所云：“然其疏通证明大致纯备，较之梅王二注则宏赡多矣。”[6]《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也说：“《文心雕龙辑注》十卷，国朝黄叔琳撰。因明梅庆生注本，重为补缀，虽未能一一精审，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7]所谓“视梅本则十得六七矣”，是说就《文心雕龙》的注释而言，较之梅本已详备得多，当注而已注者，乃有十之六七了。正因如此，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出现以前，黄注本便成《文心雕龙》的通行注本而曾风靡一时。如：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华书局，1929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大中书局，1932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上海：新文化书社，1933年。
新式标点《文心雕龙》（按亦为黄注），大连：大连图书供应社，1934、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万有文库），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梁]刘勰撰、[清]黄叔琳注：《文心雕龙》（国学基本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也正是以黄注本为基础，近代著名学者李详写出了《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发表于1909年和1911年的《国粹学报》），后整理为《文心雕龙补注》（附于龙溪精舍本《文心雕龙》》之后），近代意义上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此展开。吾师牟世金先生有言：“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8]而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也正是以黄叔琳的注和李详的补注为基础进行的。其云：“《文心》旧有黄注，其书大抵成于宾客之手，故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此是大病。今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亦不能一一征举也。”[9]虽谓其“大抵成于宾客之手”而“纰缪弘多”，但其为《札记》毕竟又是“于黄注遗脱处偶加补苴”，则黄注的基础性作用便毋庸置疑了。又说：“今人李详审言，有《黄注补正》，时有善言，间或疏漏，兹亦采取而别白之。”[10]可见黄注、李补乃是黄侃《札记》的重要参考。
20世纪的《文心雕龙》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文心雕龙》原文的校勘、注释和翻译，据笔者粗略统计，这方面的著作达上百种，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文心雕龙》原文及其理解的准确性。但近百年龙学的文本校注释译工作，也仍然是以黄注、李补等为基础的。祖保泉先生曾指出：“清朝人对《文心雕龙》研究很重视，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如《文心雕龙》黄叔琳的辑注和纪昀的评语，就是重要成果之一。《文心雕龙》黄注纪评合刊本，成了现代人研究《文心雕龙》的起点，例如在校注方面，范文澜、杨明照、周振甫诸先生的《文心雕龙》校注，都以黄注本为底本；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方面，今人撰述，时或提及‘纪评’。”[11]这确乎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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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文心雕龙》的旧注本而言，黄注本可谓集大成者，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学界对黄注本的评价却一向不高。纪昀曾指出：“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长山聂松岩云：此注不出先生手，旧人皆知之，然或以为出卢绍弓，则未确。绍弓馆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间，戊午岁方游京师，未至山东也。”[12]清代学者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亦云：“此为黄侍郎手校而门下客补注。时侍郎官山东布政使，不暇推勘而遽刻之，寻自悔也。今按文达举正凡二十余事，其称引参错者不与焉，固知通儒不出此矣。”[13]范文澜先生亦指出：
论文之书，莫善于刘勰《文心雕龙》。旧有黄叔琳校注本，治学之士，相沿诵习，迄今流传百有余年，可谓盛矣。惟黄书初行，即多讥难，纪晓岚云：“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今观注本，纰缪弘多，所引书往往为今世所无，展转取载，而不著其出处，显系浅人之为。纪氏云云，洵非妄语。[14]
应该说，上述对黄注的诸多指摘，自然是不无道理的，黄注确有一些粗疏乃至错讹之处，这也是不必讳言的，但其毕竟是《文心雕龙》问世千余年来第一个最详尽的注本，其影响深远而为《文心雕龙》研究者所倚重，亦并非偶然。为之作“补注”的李详便云：“《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庚、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崑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夥。……顾文达只举其凡，黄氏所待勘者，尚不可悉举。”[15]从《文心雕龙》校注的历史而言，黄注本出而“始有端绪”，这一评价正说明其重要的历史功绩。
当然，黄注的特点是释事训典，即对《文心雕龙》所涉及的人物、典实进行注释，而对概念、范畴基本不做解释。所以对“论文叙笔”部分的注释内容较多，而对“剖情析采”部分的注释则较为简略，如《体性》篇的注释只有4条，《定势》篇的注释只有5条《镕裁》篇的注释只有6条，《风骨》的注释也只有9条。所谓“十得六七”，那尚未得之的十之三四，当是对《文心雕龙》理论范畴和概念的训释。以今天的观点看，如果要说黄注有什么缺点，这应当是最大的问题所在；但从上述诸家对黄注的批评看，似乎指的并非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无论纪评还是李补，尤其是李详所谓补正，其着重点与黄注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或许这是前人观念及需求与今天的不同了。
与黄注多遭“讥难”不同，对纪昀的评语，吴兰修在《文心雕龙辑注》跋语中给予很高的评价。其云：“昔黄鲁直谓论文则《文心雕龙》，论史则《史通》，学者不可不读。余谓文达之论二书，尤不可不读。或曰：文达辨体例甚严，删改故籍、批点文字，皆明人之陋习，文达固常诃之，是书得无自戾与？余曰：此正文达之所以辨体例也。学者苟得其意，则是书之自戾，可无议也。虽然，必有文达之识，而后可以无议也夫！”[16]显然，吴氏对纪评的推崇，颇有以其为是非之准绳的味道。但饶有趣味的是，近人张尔田却对纪评不以为然。其谓《文心雕龙辑注》云：“自古统论学术者，史则有《史通》，诗则有《诗品》，文则有此书；惟经、子二部无专书。余近籑《史微内外》篇，阐发六艺百家之流别。既卒业，复取八代文章家言揅治之，因浏览是编，证以《昭明文选》，颇多奥寤。而所藏本乃纪文达评定者，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不一而足。继而又得此册，虽非北平原椠，尚无纰缪；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17]吴氏对纪评近乎顶礼膜拜，张氏则谓其“凭虚臆断，武断专辄”，一褒一贬，也真是“判若霄壤”了。值得注意的是，张氏虽然没有直接对黄注置评，但所谓“以视纪评，判若霄壤矣”，其对黄注的欣赏是显然可见的。
其实，纪评确有自己的特点，相对于黄注、李补的注重释事，纪评时涉《文心雕龙》理论内涵的发掘，这正是其价值和意义所在。正如祖保泉先生曾指出：“纪氏对《文心雕龙》既赏其辞章，又评其义理，因而‘纪评’所涉较广，可以说理论、批评和鉴赏，兼而有之。”因此，“就‘纪评’整体看，缺点固然不少，但仍有可取之处，它仍不失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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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注一方面是值得重视的龙学奠基之作，另一方面又受到众多大家的“讥难”，也许正是这种尴尬之境，使得黄注在今天流传不广，与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在时下的众多版本相比，黄叔琳之书可以说较为落寞。笔者也以为，单独印行的黄注本已不适合阅读和使用，一是《文心雕龙》文本问题，二是黄注中的一些内容确乎存在问题，有些文字为纪昀所批评，自是事出有因的。如《宗经》篇注后，黄有一段文字谈到该篇的校勘：
是篇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有“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云云，无“然览文”以下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生辞，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云云（注：四句十六字原脱，朱从《御览》补），无“观辞立晓”以下十二字。“谅以邃矣”下，有“《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云云。按《尔雅》本以释诗，无关《书》之训诂；且五经分论，不应独举《书》与《春秋》，赘以“览文”云云。。郁仪所补四句，辞亦不类，宜从王惟俭本。[[19]
但纪昀随后指出：“癸巳三月，与武进刘青垣编修在四库全书处，以《永乐大典》所载旧本校勘，正与梅本相同，知王本为明人臆改。”[20]这一正再正说明黄本确乎存在问题。不过，仔细追究下去，纪昀只是接着黄校的话往下说，并未真的与梅本比对一下，所谓“正与梅本相同”云云，他其实被黄校误导了，所以他又在眉批中讥黄“此注云从王本，而所从仍是梅本”[21]。《四库总目提要》中再申此论，其云：“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维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22]实际上，黄氏只是说“郁仪所补四句……宜从王惟俭本”，而整体而言，本篇原文既未从王本，也没有从梅本，而是从元至正本。。郁仪所补四句，辞亦不类，宜从王惟俭本。[[19]
但纪昀随后指出：“癸巳三月，与武进刘青垣编修在四库全书处，以《永乐大典》所载旧本校勘，正与梅本相同，知王本为明人臆改。”[20]这一正再正说明黄本确乎存在问题。不过，仔细追究下去，纪昀只是接着黄校的话往下说，并未真的与梅本比对一下，所谓“正与梅本相同”云云，他其实被黄校误导了，所以他又在眉批中讥黄“此注云从王本，而所从仍是梅本”[21]。《四库总目提要》中再申此论，其云：“惟《宗经》篇末附注，极论梅本之舛误，谓宜从王维俭本。而篇中所载，乃仍用梅本，非用王本，殊自相矛盾。”[22]实际上，黄氏只是说“郁仪所补四句……宜从王惟俭本”，而整体而言，本篇原文既未从王本，也没有从梅本，而是从元至正本。笔者翻检梅本发现，黄校这段话，如果是对梅本的描述，则大多数情况恰恰相反，梅本无的，被说成了有，有的则被说成了无；当然，这也可以视为是对梅本的勘正，认为其应当如此，但问题是其中又有一些话，确实是对梅本的描述。所以总体而言，这段话殊为不伦，或本非连贯之语，而只是校勘过程中的随手标记而已。笔者把梅本与元至正本进行比较，试做正确的描述如下：
梅本“《书》实记言”以下，无“而训诂茫昧，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三句，有“然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十字，“章条纤曲”下有“执而后显，采掇王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四句，并有校语“四句一十六字元脱，朱按《御览》补”，无“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九字。“谅以邃矣”下，无“《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四句。
显然，如果纪昀看到这样的描述，就不会说“正与梅本相同”、“仍用梅本”之类的话了，因此，笔者以为，居今而言，黄注、纪评、李补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纪评不仅评《文心雕龙》，亦评黄氏之说，兼评黄氏之注；李补不仅补黄氏之注，亦正纪昀之评。虽纪评、李补规模不算大，但有时要言不烦，往往切中肯綮；有时则顺藤摸瓜，对所用事典详为爬梳，令人知其本末而豁然开朗。实际上，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2012年）便将黄注、李补收入，可谓独具慧眼，只是未收纪评。周振甫先生的注释本有纪评而未收李补，且纪评亦不收其对黄注的评论。近亦有将黄注本标点出版者，却既无纪评亦无李补，且点校亦存在不少问题。可见，一个将黄注、纪评、李补融为一炉的《文心雕龙》读本，乃是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
当然，在黄注、纪评、李补之后，再加上近代国学大师刘咸炘要言不烦之“阐说”，这样一个《文心雕龙》的旧注本，应该说就更有特点了。据刘氏所引《文心雕龙》原文推断，其作“阐阐说”所据之版本，即为黄注、纪评本；其对纪昀评语，尤多商榷或评说。而且，刘氏亦显然读过李详对黄注、纪评的补正[23]。因此，黄注、纪评、李补、刘说相辅而行，正是群英荟萃、珠联璧合。同时，以《文心雕龙》的新校原文替换黄注本的原文，则使得这样一个旧注本具有了更大的可读性和使用价值。实际上，就整理旧注本而言，完全可以使用黄注本的原文，这样更为方便和简单而少生是非，但黄注本的原文虽然在校勘方面有着较大的进步，却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黄氏未能看到唐写本，因而其对《文心雕龙》前十四篇原文的校勘，必然不能与后人相比，这是历史的原因。因此，如果继续使用黄氏所校原文，对读者而言，便看不到近百年来《文心雕龙》原文校勘方面的成果，阅读使用也极为不便。诚然，毋庸讳言，限于辑校者的水平，新的文本自然也有新的问题，纪昀所谓“不免於妄改”甚至“以意雌黄者”[24]，可能很难避免。但笔者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与黄氏原本相较，新的文本应当更接近刘勰的原文，从而方便读者的阅读和使用；虽其仍难免错讹，但倘若略少于黄本之错，则已有所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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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如上所述，为便于读者阅读使用，本书《文心雕龙》原文采用笔者《文心雕龙校注通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之《文心雕龙》原文，并加以修订。惟《隐秀》篇之补文，笔者以为其为后人所补而非刘勰原作，但由于黄注、纪评均有所及，故亦一并收入，而用楷体排版，以示区别。
由于本书所用《文心雕龙》原文为新校文本，故原《文心雕龙辑注》在《文心雕龙》原文中所出的校勘文字一般不再保留，个别需要说明的地方，笔者以按语形式引录。黄注、纪评、李补的有些内容亦属于对《文心雕龙》文本的校勘，由于其往往涉及对原文的理解，故一般予以保留，以备参考。
由上之故，本书注释所列条目与黄注原本偶有不同。一是文字的差异，如《征圣》篇“文章昭晢以效离”句，“效离”，黄注原本作“象离”，本书注释条目则随原文作“效离”，而注释内容则不变。为避免产生歧义，笔者一般以按语形式作简单说明。二是条目的增减，如《征圣》篇“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句，黄注本作“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因此而有“子政”、“稚圭”两个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两个条目。再如《正纬》篇有“绿图频见”句，黄注本作“图箓频见”，因而有“图箓”的注释条目，由于“绿图”条目前已有注，故本书删掉了“图箓”的条目。又如《铭箴》篇“灵公有夺里之谥”，黄注本作“灵公有蒿里之谥”，故有“蒿里”的注释条目，本书则删掉了这个条目。这种情况极少，基本就是这里所说的几处。关于评语。本书虽署纪评，实则黄叔琳亦有部分评语，为示区别，故评语部分分别注明“黄评”、“纪评”。纪昀对黄注亦有一些评语，实际上带有补正的意义，足资参考，故本书亦于文后评语中一并列出。惟纪昀对黄注之评，仅见于《原道》至《乐府》的七篇和《声律》一篇，其余篇中未有对黄注之评。祖保泉先生曾指出：“这正好说明，纪氏写评语时，并没有集中精力从事这项工作，只是随意阅之，漫笔评之而已。”[25]应该说，这是很可惜的。
关于补注。发表于《国粹学报》的李详《文心雕龙黄注补正》，一般以“补正曰”或“补曰”、“正曰”的形式出之；而附于龙溪精舍本《文心雕龙》之后的《文心雕龙补注》，则一般以“详案”或“案”的方式出之。前者的大部分都包括在后者之中，但有少数内容，后者未收。需要说明的是，杨明照先生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全文收录了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并对其中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校正，如《明诗》“张衡怨篇”二句，《补注》谓张衡《怨》诗出自《御览》（八百三十九），实则不确，杨先生校为《御览》（九百八十三）[26]，是正确的。查《补正》则为《御览》（八百九十三），自然也是不对的。但杨先生所收李氏“补注”，亦偶有问题，如《明诗》“回文所兴”二句“补注”，最后有“案道庆之前回文作者已众，不得定‘原’字为‘庆’字之误”二句[27]，查李氏《补注》和《补正》，均无此二句，则此二句或为杨先生自己的断语，而羼入“李详补注”之中。本书以《补注》为准，同时吸收其未收的《补正》中的内容，将二者统作为李氏“补注”，其间保留“案”语或“补正”的方式，可约略分辨何者出于《补注》，何者出于《补正》。
关于阐说。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原为未刊稿，尘封近百年而不为世人所知。2009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所出《推十书》（增补全本），将其收入其中，但也一直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的注意。刘氏对《文心雕龙》每一篇均有长短不一的阐说（惟《奏启》一篇合于《章表》之中，未单独列出），本书即将其分别列入每篇之后；后其又作“续记”二十余则，并有对《文心雕龙》下篇二十五篇总说一则，本书亦分列各篇之后，在前“阐说”下空一行排列，下篇总说一则则列于《神思》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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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按照刘勰在《序志》的说明，《文心雕龙》分上、下两篇（相当于上、下卷），上篇为从《原道》至《书记》的二十五篇（章），下篇为从《神思》至《序志》的二十五篇（章）。《隋书·经籍志》则云：“《文心雕龙》十卷，梁兼东宫通事舍人刘勰撰。”[28]此后，《文心雕龙》便一直被分为十卷，每五篇为一卷。显然，从《文心雕龙》的内容看，刘勰自己的分法是有意义的；而分为十卷的做法，则基本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本书选择恢复刘勰自己的分法，将全书分为上、下篇。首列篇（章）目及原文，次列黄注、纪评、李补和刘说。黄叔琳注用序号[1][2][3]……，以【注】列于每篇原文之后；纪昀及黄叔琳评语用序号[一][二][三]……，以【评】列于黄注之后；李详补注用序号①②③……，以【补注】列于纪评之后；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之语，以【阐说】列于李补之后。
本书在《文心雕龙》正文之前，分别冠以清代黄叔琳的《文心雕龙辑注》序、李详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序（附《文心雕龙补注》序）以及《四库总目提要》中关于《文心雕龙》和《文心雕龙辑注》的两篇提要，从内容看，这两篇提要的作者显系纪昀，故直接标为纪昀之作（其中几处《文心雕龙》引文有误，亦一并更正）。这几篇著名的序言和提要对把握《文心雕龙》具有重要的帮助，故笔者在这里也就略去对《文心雕龙》的一般介绍了。序言、提要之后，则是《梁书·刘勰传》（其中所引《文心雕龙·序志》予以省略），以便读者了解刘勰家世和生平。全书最后有“附录”二种，一是笔者所辑刘咸炘在《文心雕龙阐说》之外有关《文心雕龙》的论述，二是笔者介绍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收入刘咸炘《推十书》（增补全本）的《文心雕龙阐说》及其他有关《文心雕龙》的论述，多根据其未刊稿（（手稿）整理而成，其中难免出现一些辨认错误，如《文心雕龙阐说·谐讔》谓“意宋子政之叙《七略》”[29]，“宋子政”当为“刘子政”；再如《文式》谓“刘勰论传注以要得明畅为主”[30]，“要得”当为“要约”；又如《简摩集》谓“刘曰：陈思三表……应物掣功”[31]，“三表”当为“之表”，“掣功”当为“掣巧”，等等，此类原稿辨认之错，所在多有，本书一般径直改正，不作校记。至于本书“附录”所辑刘咸炘论《文心雕龙》之语，其中所引《文心雕龙》亦多有异文，或以版本不同，或为摘引化用，此类异文则保持原样，亦不作校记。同时，对刘咸炘原文的断句和标点，本书亦与《推十书》（增补全本）略有不同。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本书之作，源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田松青先生的提议，笔者按照田先生所定方向，经多方论证，最后决定辑入这样几种龙学的旧注和评说；倘能为读者提供一个独特而有意义的《文心雕龙》读本和研究资料，首先应归功于田先生。但这一读本的安排和建构是否合理，则要由笔者承担完全责任。至于具体内容的点校和整理，尽管笔者以极为认真的态度进行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错误，但限于水平和时间，其中必有未当乃至错讹之处，尚祈读者诸君不吝赐教。
今年是乙未羊年，《文心雕龙》现存最早的刻本诞生于元至正十五年（1355），亦正是乙未羊年。谨以这本汇聚清末至近代数位国学大师注释成果的《文心雕龙》，纪念元至正本问世660年。
2015年6月初稿于泉城济南7月修改于鸢都白浪河畔8月再改于春城翠湖之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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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辑注》序
[清]黄叔琳
刘舍人《文心雕龙》一书，盖艺苑之秘宝也。观其苞罗群籍，多所折衷，于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遗。缀文之士，苟欲希风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别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遣言，纷纶葳蕤，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为之疏通证明，什仅四三耳，略而弗详，则创始之难也[一]。又句字相沿既久，“别风淮雨”，往往有之，虽子庚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然中间脱讹，故自不乏，似犹未得为完善之本。
余生平雅好是书，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绵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见闻，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句字。人事牵率，更历暑寒，乃得就绪。覆阅之下，差觉详尽矣。适云间姚子平山来藩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内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腾声飞实之思。窃以为刘氏之绪言余论，乃斯文之体要存焉，不可一日废也。夫文之用在心，诚能得刘氏之用心，因得为文之用心。于以发圣典之菁英，为熙朝之黼黻，则是书方将为鱼兔之筌蹄，而又况于琐琐笺释乎哉！
时乾隆三年，岁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黄叔琳书[二]。[一]【纪评】《宋史·艺文志》有辛氏《文心雕龙注》书，虽不传，亦宜引为缘起，不得以子庚为创始也。[二]【纪评】此书校本实出先生，其注及评则先生客某甲所为。先生时为山东布政使，案牍纷繁，未暇遍阅，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长山聂松岩云：此注不出先生手，旧人皆知之，然或以为出卢绍弓，则未确。绍弓馆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间，戊午岁方游京师，未至山东也。

云飞飞

《文心雕龙》提要
[清]纪昀
《文心雕龙》十卷（内府藏本），梁刘勰撰。勰字彦和，东莞莒人。天监中，兼东宫通事舍人，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后出家为沙门，改名慧地。事迹具《南史》本传。
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据《序志》篇，称“上篇以上”、“下篇以下”，本止二卷。然《隋志》已作十卷，盖后人所分。又据《时序》篇中所言，此书实成于齐代。此本署梁通事舍人刘勰撰，亦后人追题也。
是书自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至明弘治、嘉靖、万历间凡经五刻。其《隐秀》一篇，皆有阙文。明末常熟钱允治，称得阮华山宋椠本，钞补四百余字。然其书晚出，别无显证，其词亦颇不类。如“呕心吐胆”，似摭《李贺小传》语；“锻岁炼年”，似摭《六一诗话》论周朴语；称班姬为“匹妇”，亦似摭钟嵘《诗品》语：皆有可疑。况至正去宋未远，不应宋本已无一存，三百年后，乃为明人所得。又考《永乐大典》所载旧本，阙文亦同。其时宋本如林，更不应内府所藏无一完刻。阮氏所称，殆亦影撰，何焯等误信之也。

云飞飞

《文心雕龙黄注补正》序
李详
《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庚、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崑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夥。卢敏肃刊于广州，即是本也。顾文达只举其凡，黄氏所待勘者，尚不可悉举。合肥蒯礼卿观察，向病黄注之失，曾属余为注。会以授学子而止，然观察之盛心所期余者，不可没也。
时过亹亹，淹留无成，每取此书观之，粗有见地，志创茅蕝以启后人。略以日课之法行之，日治一二条，稍可观览。准元吴礼部《战国策校注》之例，名曰“黄注补正”。中有甚契余心，非言可喻，将复广求同志，共成此业。海内君子，有善治是书者，若能助余张目，则于瑞安孙氏之外（孙氏《札迻》，内有《文心雕龙》一种，研求字句，体准高邮王氏，与余书异），未尝不可别树一帜云。
宣统纪元三月，李详。
附：《文心雕龙补注》序

云飞飞

梁书·刘勰传
[唐]姚思廉
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
天监初，起家奉朝请。中军临川王宏引兼记室，迁车骑仓曹参军。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除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时七庙飨荐，已用蔬果，而二郊农社，犹有牺牲；勰乃表言二郊宜与七庙同改。诏付尚书议，依勰所陈。迁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学，深爱接之。
初，勰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
然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有敕与慧震沙门于定林寺撰经，证功毕，遂乞求出家，先燔鬓发以自誓，敕许之。乃于寺变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于世。

云飞飞

上篇 |
原道第一[一]①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
夫玄黄色杂[1]，方圆体分[2]。日月叠璧[3]，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4]。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二]！至于林籁结响②，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5]，仲尼翼其终[6]；而《乾》、《坤》两位③，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7]④，洛书韫乎九畴[8]；玉版金镂之实[9]，丹文绿牒之华[10]：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四]。
自鸟迹代绳[11]，文字始炳。炎皞遗事⑤，纪在《三坟》[12]；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为盛。元首载歌[13]，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14]，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15]，勋德弥缛[16]。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日新。文王患忧[17]，繇辞炳耀[18]；符采复隐⑥，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才，振其徽烈[五]⑦，制诗缉《颂》[19][六]⑧，斧藻群言[20]。至夫子继圣，独秀前哲。镕钧“六经”[21]，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⑨，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22]，席珍流而万世响[23]；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风姓[24]，暨于孔氏；玄圣创典[25]，素王述训[26]：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挥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七]；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赞曰：道心惟微，神理设教。光采玄圣，炳耀仁孝。龙图献体，龟书呈貌；天文斯观，民胥以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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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道篇注：

【注】[1]玄黄[八]：《易》：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2]方圆：《大戴礼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
[3]日月叠璧：《易坤灵图》：至德之萌，日月若联璧。
[4]炳蔚：《易》：大人虎变，其文炳也。又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
[5]庖牺画其始：《易·系辞》：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6]仲尼翼其终：《易通卦验》：孔子作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翼。
[7]河图[九]：《易》正义：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以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
[8]洛书：《周书·洪范》：天乃锡禹洪范九畴。注：《易》言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盖治水功成，洛龟呈瑞。
[9]玉版[十]：王子年《拾遗记》：帝尧在位，圣德光洽，河洛之滨得玉版，方尺，图天地之形。
[10]丹文绿牒：《宋书·志》序：握河括地，绿文赤字之书，言之详矣。
[11]鸟迹：许氏《说文·序》：黄帝之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作书契。代绳：见《征圣》篇“象夬”注。
[12]三坟[十一]：书久亡。元吴莱《三坟辨》：三坟书，近出伪书也。世或传，大抵言伏羲本山坟而作连山，神农本气坟而作归藏，黄帝本形坟而作乾坤。无卦爻，有卦象，文鄙而义陋，与周官太卜所掌异焉。
[13]元首载歌：见《章句》篇。
[14]陈谟：《书》有《益稷》篇。
[15]九序惟歌：《书·大禹谟》篇文。
[16]弥缛：王充《论衡》：德弥盛者，文弥缛。
[17]文王患忧：《易传》：夏商之末，易道中微。文王拘于羑里，系以彖辞，易道复兴。
[18]繇辞：繇，音宙。杜预《左传》注：繇，卜兆辞也。《续文章缘起》：繇，夏后作铸鼎繇。繇，卜辞也。
[19]制诗缉颂[十二]：剬，《韵会》：多官切，整饬貌。《书》：周公居东二年，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诮公。《国语》：周公之为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按：制诗，原本作“剬诗”。）
[20]斧藻：扬子《法言》：吾未见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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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镕钧：《董仲舒传》：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镕，唯冶者之所铸。颜师古曰：钧，造瓦之法，其中旋转者。镕，谓铸器之模范也。
[22]千里应：《易·系辞》：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
[23]席珍：《礼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24]风姓：《史记》：伏羲氏以风为姓。
[25]玄圣[十三]：班固《典引》：县象暗而怛文乖，彝伦斁而旧章阙，故先命玄圣，使缀学立制。注：玄圣，孔子也。
[26]素王：《拾遗记》：夫子未生时，有麟吐玉书于阙里。文云：水精之子，继衰周而为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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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篇纪【评】
[一]【纪评】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按：原本题“梁刘勰撰”。）
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众流。
[二]【纪评】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
[三]【纪评】此解《文言》，不免附会。
[四]【黄评】解《易》者未发此义。【纪评】何晏《论语注》引孔安国之说，谓河图即八卦，与此孕乎八卦语相合，知五十五点之伪图，彦和未见也。洛书配九宫，北齐卢辨注《大戴礼》已有是语，则其说起于南北朝，故彦和亦云然。
[五]【纪评】褥，疑作缛。《说文》：缛，繁采色也。《玉》篇：缛，饰也。（按：振，原本校云“元作褥，朱改”。）
[六]【纪评】剬即“剸”字，《说文》训为齐，言切割而使之齐。与诗义无涉。古帖制字多书为剬，此剬字疑为制字之讹。《史记·五帝本纪》：依鬼神以剬义，注曰：剬有制义。是三字相乱已久，不必定用本训也。（按：参见本篇“注[19]”。）[七]【纪评】此即载道之说。
[八]【纪评】此等皆童而习之之典，能读《文心雕龙》者，不患其不知。此数条不免于赘设。
[九]【纪评】“河图”不应以《正义》为根柢。
[十]【纪评】玉版、丹文、绿字散见纬书，《拾遗记》、《宋书》皆非根柢。
[十一]【纪评】此宜先注“三坟”，而以书亡伪托之说附于后；且书出毛渐，宋人已言之，不得引元人之说。
[十二]【纪评】此言“缉颂”，不言“作颂”，引《国语》非是。
[十三]【纪评】此“玄圣”当指伏羲诸圣，若指孔子，于下句为复，且孔子亦非僻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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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道篇李祥【补注】
①原道：余友丹徒陈祺寿星南云：“原道”名篇，本《淮南·原道训》，而黄注遗之。
②“林籁结响”二句：详案：宋玉《高唐赋》：纤条悲鸣，声似竽籁。
③“乾坤两位”四句：详案：阮文达《揅经室集·文言说》本此。
④“河图孕乎八卦”二句：详案：纪文达云：何晏《论语注》引孔安国之说，谓河图即八卦，与此“孕乎八卦”语相合，知五十五点之伪图，彦和未见也。洛书配九宫，北齐卢辨注《大戴礼》已有是语，则其说起于南北朝，故彦和亦云然。补曰：《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易·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正义》：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
⑤“炎皞遗事”二句：黄注《三坟》“书久亡”，元吴莱《三坟辨》，云云。纪云：此宜先注三坟，而以书亡伪注之说附于后；且书出毛渐，宋人已言之，不得引元人之说。详案：毛渐说出《直斋书录解题》，谓渐得之民间，不云书出于渐，纪氏似误。补曰：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正义》：案《周礼·小史职》“掌三皇五帝之书”，郑玄亦云“其书即《三坟》、《五典》”，但郑玄以三皇无文，或据后录定。孔君以为，书者记当时之事，若当时无书，后代何以得知其道也？
⑥符釆复隐：详案：左思《蜀都赋》：符采彪炳。刘逵注：符采，玉之横文也。
⑦徽烈：详案：应璩《与王将军书》：雀鼠虽微，犹知徽烈（《文选》刘峻《广绝交论》李善注引）。
⑧制诗缉颂：纪云：剬即剸字，《说文》训为齐，言切割而使之齐，与诗义无涉。古帖制字多书为剬，此剬字疑为制之讹。《史记·五帝本纪》：依鬼神以剬义，注：剬有制义。是三字相乱已久，不必定用本训也。详案：张守节《史记正义》论字例云：剬字作制，缘古字少，通共用之，史汉本有此古字者乃为好本。据此，剬即制字，既不可依《说文》训剸为齐，亦不必辨剬、制相似之讹也。（按：参见本篇“评[六]”。）
⑨雕琢性情：详案：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雕琢曼辞。（按：性情，原本作“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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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圣第二[一]
夫作者曰圣，述者曰明。陶铸性情，功在上哲。“夫子文章，可得而闻”，则圣人之情，见乎辞矣。
先王声教，布在方册；夫子文章，溢乎格言。是以远称唐世，则焕乎为盛；近褒周代，则郁哉可从：此政化贵文之征也。郑伯入陈，以立辞为功[1]；宋置折俎，以多文举礼[2]：此事绩贵文之征也。褒美子产，则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论君子，则云“情欲信，辞欲巧”[3]：此修身贵文之征也。然则志足以言文，情信而辞巧，乃含章之玉牒[4]，秉文之金科矣[5][二]①。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6]；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7]，丧服举轻以苞重[8]，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9]，《儒行》缛说以繁词[10]，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决断以象《夬》[11]，文章昭晢以效《离》[12]，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13]，“五例”微辞而婉晦[14]，此隐义以藏用也[三]。故知繁略殊制，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适会[四]，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
是以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不唯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辨，体要所以成辞，辞成则无好异之尤，辨立则有断辞之美。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五]；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
颜阖以为[15]，仲尼“饰羽而画”，徒事华辞。虽欲訾圣，不可得也。然则圣文之雅丽，固衔华而佩实者也。天道难闻，且或钻仰；文章可见，宁曰勿思？若征圣立言，则文其庶矣。
赞曰：妙极生知，睿哲惟宰。精理为文②，秀气成采。鉴悬日月，辞富山海。百龄影徂，千载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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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立辞为功：《左传》：郑子产献捷于晋，晋人问陈之罪，子产对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按：立辞，原本作“文辞”。）[2]多文举礼：《左传》：宋人享赵文子，司马置折俎，礼也。仲尼使举是礼也，以为多文辞。注：举，谓记录之也。[3]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篇文。[4]玉牒：左思《吴都赋》：玉牒、石记。注：玉牒、石记，皆典策类也。[5]金科[六]：扬雄《剧秦美新》：金科玉条。注：谓法令也。言金玉，佞辞也。[6]机神：《易》：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按：机神，原本正文作“机神”，注文作“几神”。）[7]褒贬：杜预《春秋序》：春秋以一字为褒贬。[8]丧服举轻苞重：如举缌不祭，则重于缌之服，其不祭不言可知；举小功不税，则重于小功者，其税可知。皆语约而义该也。（按：苞重，原本作“包重”。）[9]邠诗[七]：《诗传》：周成王立，年幼不能莅阼，周公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以戒，谓之豳风。[10]儒行：《礼记·儒行》篇：哀公问曰：敢问儒行？孔子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11]象夬：《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12]效离：《易》：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项安世曰：日月丽乎天而成明，百谷草木丽乎土而成文，故离为文，又为明。（按：效离，原本作“象离”。）[13]四象[八]：《易·系辞》：易有四象，所以示也。朱子《本义》：四象，谓阴阳老少。[14]五例[九]：《春秋序》：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污，五曰惩恶而劝善。[15]颜阖：《庄子》：哀公问于颜阖曰：吾以仲尼为贞干，国其有瘳乎？曰：仲尼方且饰羽而画，从事华辞，夫何足以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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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一]【纪评】此篇却是装点门面。推到究极，仍是宗经。[二]【纪评】此一段证实征圣，然无紧要。[三]【黄评】繁简隐显皆本乎经，后来文家偏有所尚，互相排击，殆未寻其源。[四]【纪评】八字精微，所谓文无定格，要归于是。[五]【纪评】通人之论。作文如此，乃无死句；论文如此，乃为神解。[六]【纪评】注为王莽而言，此引以赞孔子，则不必存“佞辞”一句。当引李善注曰：言金玉，贵之也。[七]【纪评】《诗传》非根柢。[八]【纪评】彦和之时，尚不以阴阳老少为“四象”，此真郢书而燕说矣。[九]【纪评】此杜预《春秋传序》，不可谓之《春秋序》。
【补注】①金科：黄注：扬雄《剧秦美新》：金科玉条。注：谓法令也。言金玉，佞辞也。纪云：注为王莽而言，此引以赞孔子，则不必存“佞辞”一句。当引李善注：言金玉，贵之也。详案：“言金玉”一句，乃黄注自下己意，《文选注》实无此文。纪谓不必存，似混此语为善注矣。②精理为文：详案：王僧达《答颜延年诗》：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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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注】①金科：黄注：扬雄《剧秦美新》：金科玉条。注：谓法令也。言金玉，佞辞也。纪云：注为王莽而言，此引以赞孔子，则不必存“佞辞”一句。当引李善注：言金玉，贵之也。详案：“言金玉”一句，乃黄注自下己意，《文选注》实无此文。纪谓不必存，似混此语为善注矣。②精理为文：详案：王僧达《答颜延年诗》：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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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经第三[一]
三极彝训[1]，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
皇世《三坟》[2]①，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3]。自夫子删述，而大宝启耀。于是《易》张十翼[4]，《书》标“七观”[5]，《诗》列“四始”[6]，《礼》正“五经”[7]，《春秋》“五例”[8]。义既埏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故能开学养正[9]，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圣谟卓绝；墙宇重峻，吐纳自深。譬万钧之洪钟[10]，无铮铮之细响矣[11]。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12]，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13]。韦编三绝[14]，固哲人之骊渊也[15]。《书》实记言，而诂训芒昧；通乎《尔雅》[16]，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17]：“昭昭若日月之代明，离离如星辰之错行。”言照灼也。《诗》之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18]；温柔在诵，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二]；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鶂[19]，以详略成文；雉门、两观[20]，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21]，谅已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三]。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至于根柢盘固，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唯旧，而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久用而未先。可谓太山遍雨，河润千里者也[22]。
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记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四]。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②，煮海而为盐者也。
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故扬子比雕玉以作器[23]，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迈德树声，莫不征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是以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极正归本，不其懿哉[五]！
赞曰：三极彝道，训深稽古。致化惟一，分教斯五。性灵镕匠，文章奥府。渊哉铄乎！群言之祖。